[探店]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外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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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正式的经营者问责机制和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导致总经理(大司库)权责严重失衡 【/h/】山西票号一般采用“业主出资、店主经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制度 虽然该制度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当时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最高权力，并没有建立配套的问责机制，也没有像目前的审计和监事会那样设立专门机构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经理只负盈利，不负亏损。当票号盈利时，总经理获利更多，但司库对票号的损失负责，总经理不负责任何事情 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加剧了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削弱了对资本安全的考虑，从而增加了银行的操作风险 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银行改变了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不审时度势、不区分政治经济走向的情况下大量放贷，使银行形成了20世纪初贷款远超存款的局面 结果，辛亥革命后，由于大量工商企业破产，银行贷款无法收回，导致许多银行挤兑，搁浅倒闭 (2)所有银行贷款都是信用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冲销风险 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对银行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银行经营初期的信贷风险确实很小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银行的信贷模式应该改变。除了信用贷款外，还应采用抵押贷款，以确保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收回贷款，从而降低贷款风险 而且抵押贷款在当时已经成为西方银行的典型做法。票号可谓“有章可循”，完全可以采取“takenism”，借鉴西方银行按揭贷款的经验来开展这项业务 但在这一点上，银行经营者的老式思维占了上风，坚持只做信用贷款，从不开展抵押贷款业务，导致晚清经济危机中银行账户的损失越来越大，银行数量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3)在银行运营的后期，总经理普遍沿袭老式的思路，错过了制度创新的机会，未能实现银行向现代银行的转型 【/h/】外资银行来到中国后，特别是在遭遇中国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后，一些亲身感受到竞争压力的分号管理者首先意识到实施制度创新、将银行转型为股份制现代银行的必要性 主要代表是李宏玲，一家富有而慷慨的银行京都分行的经理。从1908年到1909年，他几次试图向平遥的主要财政官们重组银行的利弊。他希望首席经理们能够团结起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银行向现代股份制银行的转变 但由于总经理长期隐居在总经理的高墙大院，很少在各个分号周围走动，使得总经理的信息失效，无法及时掌握市场动向。此外，每个号码的总经理一般年级较大，接受的新教育很少。封建保守僵化的思想根深蒂固，敌视新事物，甚至坚决反对 对等人提出的改组银行的建议，当时的魏泰侯银行总经理毛予以了严厉的拒绝，最后一次他愤怒地说:“银行的讨论是李的谋私利！如果每个港口再发一封劝信，那就没必要考虑了，可以搁置。” [2]至此，由于总经理阶层的阻挠，汇票银行对银行的重组消失了 【/h/】简而言之，如果银行错过了制度创新的契机，未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注定会被历史进步的车轮作为“落后”的东西抛弃 二、山西票号衰落的外因 山西票号存在的时期恰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国内民众起义，战争连绵，政治动荡，经济危机频发。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严重威胁着票号的运营安全，成为票号衰落的外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严重削弱了晋商的实力 【/h/】山西票号诞生于中国封建制度即将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确立的时期 银行在发展的早期受到“重本抑末”的封建政策的压制，在发展的中后期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其脆弱的身体过早衰退 【/h/】帝国主义发动的许多侵略战争，一方面掠夺和破坏包括银行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战争赔款又转化为清政府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士绅商人的捐赠和损失。 在这种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大量晋商破产，商业资本损失惨重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期间，晋商损失白银500多万 1890-1890年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日俄战争，给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企业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作为银行资本基础的晋商实力丧失，预示着银行的衰落已经为期不远 (2)新颜的混乱可以用“强心剂”来形容，导致票号崩溃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仁济年)的“北京兵变”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很多城市遭受经济损失，工商破产，银行搁浅倒闭 银行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大量的金钱和财务被散兵游勇的空洗劫一空 在战争中，最大的损失是由于工商大量破产，数千万贷款难以收回。当贷款比存款大几百万美元，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再次挤兑，资金紧张，资金周转不灵，大部分银行倒闭。 辛亥革命虽然酝酿已久，但武装起义却很短暂。对于这一突发事件，大多数银行事先并不知情，没有任何警惕性，更谈不上应急措施。面对混乱，他们只能等死 (3)清政府未能发挥其促进制度创新的强制性作用，帮助银行完成向现代股份制银行的转型，而是设立了官方商业银行和官方银行货币局号码与银行争夺业务，这大大降低了空银行的生存 山西票号向现代银行的转型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于山西票号这个封建守旧习气浓厚的经济集合体来说，自发向现代银行转型需要说服众多票号和人物采取一致行动，过程相当艰难和缓慢 然而，时事的变化要求银行迅速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竞争环境。当时，只有政府实施了强制性措施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变革 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仅没有充当银行的中坚力量向其伸出援手，反而设立了数家大型官办或官商联合银行，众多的政府、银行、货币局与银行争夺业务，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影响借贷市场价格，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或提高存款利率来掠夺银行客户。另外，贷款冲销时，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全额收回债务。 总之，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大的国有银行在竞争中迅速排挤实力悬殊的银行，大大缩小了银行的生存空空间，使银行的经营不可持续，注定走向衰落 三、结论 山西票号在上述“内忧外患”的攻击下 该行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其衰落的悲惨结局更是引人深思 回顾票号的发展历程，分析其衰落和没落的原因，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从中最大的启示就是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每个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要在充分掌握最新信息的基础上确定现状；顺应时代潮流，锐意进取，积极创新 ■ 参考文献: 1。孔祥义:《财贸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2。穆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黄建辉:《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张峰，男，1974年出生，2000年山西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 [1]辛亥革命和袁世凯1912年合谋的“北京兵变”统称任新兵变。 [2]李宏玲:《晋商的成败》